但丁密码 ——世俗化进程中的但丁｜城与邦

但丁密码 ——

世俗化进程中的但丁

作者｜罗　兰

图文编辑｜黄麒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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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学硕士

研究兴趣：宪法、主权、近代政治思想史

前言

　　笔者通过分析但丁的《君主国》（De Monarchia）一书，提出政治思想史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逻辑，一是“人神类同”，一是“人神分隔”。全文共分三个部分：首先，简单说明世俗化中的两种逻辑具体指的是什么；其次，本文将仔细解读但丁如何受到了在他之前的“人神分隔”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又如何在他《君主国》一书中将此种逻辑扩展延伸，明确世俗权威的独立性。最后，本文将简要讨论两种世俗化的逻辑是否有内在关联性。

有关世俗化的两个版本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指的是现代社会脱离中世纪神学的框架，以“人”而非“神”为主理解、创造、构建人类社会的进程。这种进程在思想史中展现得尤为明显。笔者认为有两种理解世俗化的径路：一是“人神类同”，即强调世俗世界与神权世界有关联；二是“人神分隔”，即强调世俗世界与神权世界互不相干。前者尤为强调基督教思想与观念在世俗社会中的影响与作用；后者强调两个世界的差异与不同。

　　洛维特（Karl Lowith）、布鲁门伯格（Hans Bloomberg）以及吉拉斯皮（Michael Gillespie）在撰写政治思想史时，便走的是“人神类同”的路径。他们都强调基督教的某些观点教义构成了现代社会起源的基石。

　　在洛维特（Karl Lowith）看来，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些相关著作便展现了“人神类同”的逻辑。洛维特认为伏尔泰、黑格尔、马克思等政治思想家的“历史哲学”观，认为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哲学化解读，是基督教“末世论”的世俗化版本而已。首先，历史哲学指以某一种发展模型、推动力来理解历史的进程。比如黑格尔认为历史自己具有某种机巧的理性主导着自己的发展，这与基督教中代表冥冥中天定的“神意”（providence）类似。再如马克思将历史理解为“斗争的历史”，与奥古斯丁笔下受难与救赎的历史类似。布鲁门伯格《现代的正当性》一书认为现代的正当性与基础起源于应对基督教的一场危机，即灵知派带来的“恶的起源”危机。而吉拉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同样也认为基督教唯名论（nominalism）一派开启了现代社会的进程。这些对思想史的解读都展现的是“人神类同”的框架，强调世俗世界与神学世界的内在传承与联系。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人神分隔”这一路径，这一路径源于政治思想家们开始强调世俗权威并非来源于上帝。无论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机巧地将有关上帝的身份隐去，还是霍布斯《利维坦》中描述政治权威开始于人为契约，都遵循着“人神分隔”的世俗化逻辑。但丁，这一通常被贴上“人文主义”标签的诗人，在坎托罗威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被解读为最早的提出“人神分隔”逻辑的政治思想家。

　　坎托罗威茨认为世俗政治权威经历了四个阶段：以基督为基础的王权、以法律为基础的王权、以政体为基础的王权，以及以人为基础的王权。而但丁便是开启“以人为基础的王权”的相关论述的思想家。如此解读下，世俗王权与神权分离概念的提出便早早发生在14世纪初。 

Dante and Inferno

卷一·亚里士多德、法律和但丁

　　但丁通常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先驱与代表诗人，但他《君主国》一书却少被提及。与他其他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作品不同，《君主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并大量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李维、维吉尔等古典时期的作品。《君主国》还用很大篇幅讨论罗马帝国，说明这本书突破了基督教历史的视野，受到更久远的思想源流的影响。

　　《君主国》全书分为三卷，主题都在讨论世俗政体与教会间的区别。卷一主要提出“人类最好由单个世俗君主统治”。原因有二：第一，人们只有通过统一才能达成最高善；第二，法律规定，君主是正义的化身，应该被尊崇。前者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但丁的影响，后者则是法律思想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谈及“统一”与“共同善”的话题时，但丁更多地是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层面，而形而上层面来谈到这个话题。在第一卷中，但丁问道：“世俗的君主制对世间的良好生活是否有必要？”（Book I, v, 2. P9）而但丁的回答是用亚里士多德“部分-整体”逻辑来回答的——只有当所有“部分”都朝向同一个目标，即世间的幸福与善，人们的最高目标才得实现。同理，只有所有人都应该在一个人的统治与指挥下，这个人便是君主或皇帝（Book I, v, 10, p11）。

　　在卷一中，但丁同时提出，君主拥有最强的意志与权力，是守护正义的最佳人员（Book I, xi, 8, p17）。将“正义”与“君主”联系起来是中世纪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观点。一些中世纪法学家提出法律中的“二元论”（dualism）[1]，即存在两套法律体系，一套用于神父处理教会事务，一套用于官员处理世俗事务。后来，为了让法学获得与神学同样的地位[2]，这些法学家接着提出世俗政治权威是世间正义的来源与化身。于是君主成为了正义的代表。

　　“Ecce quam bonum et quam iocundum, habitare fratres in unum.”

       “看啊，兄弟姐妹们在和谐统一中生活得多么幸福快乐啊。”

        但丁引用《诗篇》中的句子，结束了第一卷。

Dudu, Li Tiezi, and Zhang An, Discussing the Divine Comedy with Dante (2006)

卷二·诗人但丁

　　第二卷中，但丁通过引用大量古典文本以及圣经故事，来说明一个诸如罗马帝国这样强大的君主政体是上帝给人们最好的安排。普肖（Prue Shaw）总结但丁通过三方面说明了罗马帝国的正当性：罗马帝国的高贵性、神迹以及罗马公民德性的无私（xviii）。

　　第三章但丁通过引用罗马诗歌，诸如维吉尔的《涅埃阿斯纪》，说明罗马帝国的权威是来源自于其高贵的传统，是上帝对其德行的嘉奖。如此，但丁将罗马时期的“德性”与基督教奇异地结合起来。第四章中，但丁将罗马帝国的神迹故事归因于得到上帝帮助。第五、六、七章主要说明罗马帝国争取荣誉并非为了私欲，而是为了整个帝国的共同善与幸福。

　　但丁与奥古斯丁在对待罗马帝国是否正义上持相反的态度。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帝国不具备正义，真正的正义存在于上帝用虔诚（piety）与恩典（grace）为基础的上帝之城中。而但丁更多得将正义理解为世俗共同体中的品德，而罗马帝国尊贵、荣誉、无私，所以具备正义。

　　我们现在有必要比较一下但丁、奥古斯丁与阿奎纳思想中“自由意志”（free will）与“罪”（sin）的问题。但丁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赐给人们最大的奖赏（Book I, xii, 6, p20），并将“自由意志”与“法律”联系起来，认为法律的设立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好处的自由（Book I, xii, 12, p21）。在对待自由意志的态度上，但丁更接近阿奎纳。阿奎纳并未强调人的堕落性，反而认为人们拥有的理性可以人类更好地接近神圣。同样地，但丁并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将自由意志与罪恶起源联系起来，反而认为自由意志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条件。

　　由此，但丁强调人类受到上帝认可与庇护的本性，没有原罪的负担，拥有自由的意志。而罗马帝国便是人类历史的辉煌——

　　“O felicem populum, o Ausoniam te gloriosam.”

       “啊，幸福的人们！啊，荣耀的奥索尼亚！”（Book II, xi, 8, p62）

罗马余晖

卷三·王权与教会分离

　　在第三卷中，但丁开始正式论述前两卷中一直铺垫的话题——教会与王权的彼此独立。

　　首先，但丁通过引用六个圣经故事以及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明世俗权威与教会力量的分离，强调教会对世俗政治没有统治权。六个圣经故事分别为：第一，《创世纪》中提到了“两个大光”（two great lights）(1:16)指代的是罗马教皇与罗马君主（Book III, I, 5, p64）；第二，利未（Levi）与犹大（Judah）分别代表了教会力量与世俗力量的起源（Book III, v, 1, p72）；第三，但丁反驳了将扫罗王赶下王位的撒母耳（Samuel）是上帝的代表（vicar of God），并反对由此事件得出的王权依赖于教会的结论（Book III, vi, p73-4）；第四，但丁认为上帝的代表（God’s vicar）与上帝是两种概念，于是反对马太（Matthew）是上帝代表，便是神圣与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的观点（Book III, vii, p73-4）；第五与第六都与彼得（Peter）有关，强调彼得只拥有精神世界的统治权，而不具备世俗世界的统治权（Book III, viii-ix）。

　　但丁同样也反对所谓“君士坦丁献土”（Constantine Donation）这一事件代表了教会权力凌驾于君主权威之上的论点（Book III, x, p81-3）。在中世纪早期有人伪造了《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描写君士坦丁如何将国土交给教会。虽然是份伪作，在但丁生活的年代却未被证伪，而但丁已经拒绝这段历史所带来的含义，足见但丁坚持“王权与教会分离”的观点。

　　其次，第三卷中但丁“以人为主”的观点已经成熟。坎托罗威茨把但丁放到了书的最末，把他视作“两个身体”理论的最高点，即“以人为基础的政体”（man-centered polity）的成熟。所谓“以人为基础”，即王权的来源并非是神授，而是坐在君主位置上的人具备某些条件（无论是德性、能力还是其他）。在第三卷中，但丁也将“人”放在值得称颂的位置上，并强调“理性”是人们用以追求尘世幸福的能力。

　　但丁区分了宗教与政治。但丁指出罗马帝国先于教会存在，所以从历史次序上，教会不具备对世俗政权的权威。但丁同时强调，人们的两个终极目标——尘世的幸福与永恒的幸福——对人们同等重要。而“理性”（reason）便是人们实现尘世幸福的工具（Book III, xvi）。拥有了理性，人类便拥有了道德与智性的成熟，便可以和平、自由地共存在君主的统治下。

　　总结起来，但丁明确地提出世俗与教会的划分。这一划分起源于法学家追求法律独立，在但丁的时代发展成为了王权与教会权力的区分，世俗政体与教会拥有同样的地位。在但丁的时代，世俗化进程走到了此处，即世俗权威直接来源于上帝，并非通过教会。之后，世俗化故事继续，发展成为世俗权威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于人们的同意（consent）。无论如何，但丁处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点亮了象征人神分隔的“两个大光”。

《神曲》插图，来自zodiacbeacon.com

完全的世俗化可能吗？

　　但丁努力在世俗世界与教会世界中间划上分隔线，然而本文认为完全的世俗化是不存在的。在但丁的世俗化故事中仍然有基督教概念的影子，即世俗政体的永恒性。

　　“永恒”这一概念本就是源自基督教。坎托罗威茨区分了三种时间：永恒（aeternitas, eternality），属于上帝；半永恒（aevum, aeviternity），属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天使；暂时（tempus, time），属于人类。属于人类的时间概念，tempus，是有时限的，开始于创世，结束于末世。当人们开始描述帝国的永恒与君主相继不断时，已经相当于僭越到属于上帝的时间观中[3]。

　　布鲁门伯格提出“重新占领”（reoccupation）[4]这一概念，用于解释现代某些看起来“世俗化”的概念实际上是掺杂着神学因素在其中。但丁强调人类政体的独立与自主，然而在颂扬人类世界的永恒性时，是否仍然带有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那么，现代（modern age）究竟是完全脱离在基督教思想之外的世界，还是无法避免地带上某些神学概念的影子？

注释

1. 见Kantorowicz提出“二元论” （dualism）. P121

2. Kantorowicz, “In the Law-centered era, the Prince no longer was ‘god by grace’ or the living image of Grace; he was the living image of Justice, and ex officio he wa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an Idea which likewise was both divine and human.” P141-2

3. Kantorowicz: “Only in so far as another aspect of Time—its continuity and practical infiniteness—was emphasized, where previously the emphasis was laid on Time’s transitoriness, was there a change of man’s sense of the nature of Time.” P283

4. Blumem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by Robert M. Wallace, The MIT Press, 1983, p108

参考文献

1. Augustine,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St. Augustine, ed. & intro. by Henry Paolucci, Regnery Publishing Int. 1999
   

2. Aristotle, Aristotle’s Mephysics, intro. by W. D. Ros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58

3.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by H.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4.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vol. 28, Blackfriars, 1966

5. Dante, Monarchy, trans. & ed. By Prue Sh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Latin version, De Monarchia, can be accessed via 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dante.html

7. Edward Moore, D.D. Studies in Dante, first series, Scripture and Classical Authors in Dante, Greenwood Press, 1896

8. 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9.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by Robert M. Wallace, The MIT Press, 1983

10. Karl Lowith, Meaning i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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